在音乐史上，低吟的内莱昂纳德·科恩是浅唱不可绕过的名字。他曾获格莱美最佳摇滚歌手、击中终身成就奖，人们以才华影响了一个时代。低吟的内鲍勃·迪伦曾说：“如果我必须当一分钟其他人，浅唱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击中科恩。”

但科恩也曾有过人生低谷。人们半个世纪前，低吟的内他“觉得自己已经完蛋了”。浅唱于是击中，这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，人们试图救赎自己。低吟的内

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

当时正值1973年赎罪日战争，浅唱也就是击中第四次中东战争。科恩奔赴以色列前线，为众多士兵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以色列历史的巡演。这是一场科恩和战场众生的双向救赎，超越音乐，超脱身份，凌驾于生死之上。科恩以一次次灵魂吟唱，抚慰战火中的苦难，为深陷恐惧、麻木的人们带去希望与温情。他自己也找到了精神的依归。

在《Bird on the wire》里，科恩唱道：I have tried in my way to be free。这句歌词的意思是“我试着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自由”。人在年少时代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打动，可中年时再被击中，则未必只有激昂亢奋，或许多了几分沉湎，或许略有不甘。

生活在当下，即使是不为物质所忧的人，也难逃时代洪流的裹挟，过多且过度的焦虑可以动摇一切以梦想为名的东西。所以身边总有文青羡慕科恩，羡慕他写诗能写成大诗人，写小说能成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作家，出唱片能拿格莱美终身成就奖，还能写剧本，能从年轻时代一直玩到80岁，能把自己活成一个传奇。

可是，每个传奇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自由，他与你的区别，也许只是坚持和淡漠——对自己的坚持，对喧嚣的淡漠。科恩曾说，“如果你坚持得够久，你的时代必会到来”。不要将这个“时代”理解为名利场上的声誉地位，它只关乎内心对自己的认可，与其他无关。

只有追求对自身的认可，才会勉力坚持，才会有“我是个小作家，一辈子经营着那么一点点东西；可为了这一点点东西，我用尽了我所有的力量。我还将继续支撑下去，直到我撑不动为止”的总结。但切勿以为科恩只有这种极度内敛的自谦，他同样为自己而自豪。别的不说，仅仅是那句“我何其幸运，一生不曾被迫写过不愿写的东西，一个字都没有”，就让写作者们欣羡不已。74岁那年，他被迫重返舞台，愈发沧桑，但他仍告诉疯狂的观众：“我上次在这里，是14或15年前，当时我年近六旬，还是个怀揣疯狂梦想的孩子。”这赤子之心，同样让人欣羡。

鲍勃·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，便有许多人提到当时正以82岁高龄推出新专辑的莱昂纳德·科恩，认为同样兼具歌手与诗人身份的他，亦有可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。但很少有人想过，科恩是否需要诺贝尔文学奖。

一生都与时代“对着干”

虽然鲍勃·迪伦曾说“如果我必须当一分钟其他人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科恩”，可没有人能变成科恩，因为很难有人终其一生都与时代“对着干”，却又有着不会因为“逆潮流”而受挫的好运气，也很难有人像他这样任性肆意却能洞悉人性，并激发出自己的天赋。

出身于富商家庭的科恩，少年丧父，生活无忧又无人管教。大学时代，他更是继承了一笔家族遗产，随即沉湎于女色、药物，并赴欧旅行，落脚于希腊，与一个女人及她的儿子一起生活。在之后的7年时间里，他写下了两本诗集和两部小说。但他对这种生活并不满意，他说：“当你写一本小说的时候，总是希望一些东西包围着你。你的生活中需要一个女人，充满了美酒佳肴，而且最好还有孩子们，以及一个干净整洁的地方。而我已经拥有了这些，然后，我决定成为一个唱作人。”

于是，科恩离开宁静生活，来到美国，开启音乐生涯。出道较晚，甚至刚出道就被人嫌弃“太老”的他，创作生命远比同时代的其他歌手持久。当比他小1岁的猫王早已离去，当比他小7岁的鲍勃·迪伦不复当年之勇时，他仍在写诗、写歌。

在昔日的嬉皮时代，“穿着西装出生”的他显得严肃，在20世纪80年代的朋克浪潮中，他以忧郁展示自己的另类。不管哪一个时代，不管如何喧嚣，不管周遭巨星如何炫技如何叛逆如何挥霍才华如何似烈酒般炽热，他始终低吟浅唱，用低音诠释自己的所有感受。

永远与潮流相悖的他，即使在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，仍将自身世界的门窗紧闭，无视大时代与个体意识的冲突。即使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政治题材，他当时也未曾触碰，这使得他简直不像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歌手。但是，他仍能以那迷人的低音，那反复吟唱的精神世界，屡屡击中人们的内心。

小说也弥漫着肆意情绪

最初，他选择写作，他说自己“想做被漂亮女人爱着的作家”。后来，他在希腊的小岛上沉浸于写作，他说：“我的内心怀揣着一段不公的经历，我的脸庞高贵得看不出复仇的痕迹。我行走在夜间潮湿的林荫道上，被无数的观众同情……有两三个美丽的女人爱我，却永远得不到我。”

与这些肆意的小心思一样，科恩的小说也弥漫着肆意情绪。1963年的《至爱游戏》是自传体小说，1966年的《美丽失败者》则以后现代方式呈现。两者都结构松散，是典型的散文体小说。有人据此认为他更擅长写诗，实情似乎也确实如此。但这并不妨碍《至爱游戏》和《美丽失败者》成为审视青春的镜子。在《至爱游戏》里，主人公布里弗曼就是科恩自己的化身，同样出生在大萧条时代的加拿大犹太富商家庭，同样有着被穷困同龄人排斥的童年，同样有着写诗、写歌乃至放浪形骸的青春期，同样有着一个接一个的女友。同样蔑视这个社会，以及其衍生的种种道德与秩序。

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，《至爱游戏》无法绕过“在路上”的意象。但科恩写得激情澎湃，却又隐含宿命的哀伤与无助——“布里弗曼想象着从空中看着他俩开的这辆车，如同一只小弹丸疾驶过大地表面，像彗星一样自由，也许同样注定了要消亡……用这样的速度开车，他们不受任何束缚，他们可以尝试一切的可能……他们的速度里有一种蔑视”。

布里弗曼，也就是科恩自己，曾这样向自己提议：“设想你的余生都将如同这一刻一样，在这辆车里朝着遍布灌木丛的乡村疾驰，在列着一排白色导杆的路上，以80英里的速度经过每根导杆，听着自动点唱机里的音乐，就在这一片云层和星空之下，你此刻的思绪被记忆的横切面充斥——你将如何选择？是选择再来个五十多年这样的开车游荡，还是五十多年的成功与失败？”

“但它穿透了我的心”

科恩在选择时从未犹豫过，哪怕他同样有着痛苦和无奈。这世界上当然有这样一种人，心中跳动着一团火焰，能够点亮自己的生命，并惠及他人，就像那首传世之作《Hallelujah（哈利路亚）》那样。

50年前在以色列的巡演同样是点亮自己并惠及他人的经历。一直以来，科恩几乎从未提及这段经历。但在那几周里，他写下一份珍贵手稿，留下战火中他的真实心理。以色列作家马蒂·弗里德曼几经波折获得了这份手稿和科恩在战争前后使用的笔记，以《焚身以火：第四次中东战争与莱昂纳德·科恩的救赎》一书还原了他的这段人生，也再现了这场战争。

一位听着科恩唱歌的以色列前线士兵曾说：“这些旋律很熟悉。我们什么歌词都听不懂，但它穿透了我的心。”他是幸运的，在战火纷飞时，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声音相遇。

马蒂·弗里德曼在书中铺陈了那场战争的背景——

“在戈兰高地那绝望的几天后，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核心地区——高地之下的加利利已经没剩多少以色列军队了。在本书关注重点之一的南方前线，埃及军队占领了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以色列前哨站，开进了西奈半岛，打退了守军急切而混乱的反击。以色列的空军本可以打赢这场战争，但是飞机被苏联的新导弹严重损毁。没过几天，据说国防部长、独眼战争英雄摩西·达扬绝望地说：‘第三圣殿已处于危险之中。’第三圣殿是指以色列。以色列通过极大的努力，以超过2600人死亡为代价，才扭转了战局，在月底前取得了一场胜利，但这场胜利更像是失败。

战争结束之时，以色列的领袖和将军，即开国一代的大人物们，全都名声扫地。这个国家变得没那么自信也没那么团结，开始更多地自我反思——战后的以色列在许多方面都变得大不一样了。数百部笔调沉痛的回忆录和批判性的历史著作指出了国家的错误。它们在战后陆续出版，持续至今。25年后，当我在以色列的步兵部队服役时，训练内容包括模拟与穿过沙漠入侵的敌方坦克纵队进行战斗。这种模拟与20世纪90年代末实际发生的战争没什么关系，那显然是赎罪日战争的场景，是一场军队仍在心中进行着的战争。”

从此之后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古老的斋戒日和黑暗的战争周年纪念日紧密交织在一起，再也无法分开。而莱昂纳德·科恩的命运也随之改变，他“原本在很多人眼里是个诗人，写香烟、性，还有人类那平静的绝望。他在犹太社群内长大，但他只把这个社群当作承载空洞仪式的容器。他鄙视暴力，对国家不屑一顾。然而他不仅使自己成为这场以色列战争的一部分，也让自己成了犹太历中最庄严一日的一部分”。

音乐起码埋下了一颗种子

对于科恩在后来的人生中几乎从未提及过这段经历，马蒂·弗里德曼感到非常奇怪，因为他在研究中逐渐发现，科恩对战争的理解是何等深刻，他出现在战场上对于当时见到他的人来说又是何等重要。

唯一的解释是，“科恩关心的并非历史本身，而是灵魂。也许他觉得，与真实事件的联系会使他的创作沦为纯粹的新闻作品……在这段经历之中，战争仅仅是火焰。他不是来解释火里有多少根木柴，烧得有多热，或者他自己站得离火有多近的。火焰产生了些美丽的灰烬，这便已经足够了”。

马蒂·弗里德曼写道：“伟大的摇滚乐巡演往往都遵循同样的套路：奉承、放纵、骚乱、崩溃、音乐救赎。但这次巡演是不同的，它独树一帜。比如说，歌手和演出环境之间的联系很独特：科恩，在蒙特利尔的犹太教堂长大的孩子、在希伯来圣经的语言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、一位学识渊博的拉比的外孙，正在西奈山周边的荒野上演奏。”

科恩将以色列视为自己的“神话之家”，来到此地似乎让他反复思考“我是谁”“我亏欠他人（比如在希腊小岛上带着孩子等待他的女人、他的家人、犹太人）什么”这些问题。他所说的“神话之家”意义不明，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。但有一点很清楚，他来到此地并非只是为了来赶另一场演出。

人们都很想知道，当科恩站在沙漠中的舞台上，面对那些面临死亡的人时，他心中在想些什么。一个从和平世界来到战场的人，难免会有迟疑与无所适从，甚至会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用。科恩或许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感觉也在改变，“一天天过去，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士兵，一定已经感觉到他的艺术正在发挥作用”。那些在灾难中的人们，需要科恩的歌曲。

科恩自己也曾强调面对灾难时的“希伯来传统”，也就是“坐在灾难旁边痛哭流涕。在我看来，悲痛似乎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不回避灾难，而是投身进去”。

他厌恶战争，希望以歌声治愈人们的创伤。虽然书中提到，士兵们当时并没有明显触动，依然在杀戮的麻木中沉沦，但音乐起码埋下了一颗种子，并在战后帮助心灵的回归。科恩的音乐也影响了以色列的音乐乃至人文观念，从此远离宏大叙事。

而最重要的是，“让此次巡演变得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听众。他（科恩）站在人群前，发现对这些人来说，这些主题并非飘浮在宿舍空气中的抽象概念。他们知道，演唱会结束后还有死亡在等待着他们。科恩为他们演奏，知道他的音乐可能是这些人最后所听到的东西”。

正如马蒂·弗里德曼所言，“有时，艺术家遭遇某件事时所擦出的火花，会比艺术家自身和事件本身都要夺目得多。艺术不仅纪念了启发它的事物，也在所有惨无人道的事件面前确证了人类的创造力”。

科恩就是这样，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面对着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人们，他以自己的方式触及他们的内心深处。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，但他的确做到了。

在音乐史上，莱昂纳德·科恩是不可绕过的名字。他曾获格莱美最佳摇滚歌手、终身成就奖，以才华影响了一个时代。鲍勃·迪伦曾说：“如果我必须当一分钟其他人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科恩。”

但科恩也曾有过人生低谷。半个世纪前，他“觉得自己已经完蛋了”。于是，这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，试图救赎自己。

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

当时正值1973年赎罪日战争，也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。科恩奔赴以色列前线，为众多士兵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以色列历史的巡演。这是一场科恩和战场众生的双向救赎，超越音乐，超脱身份，凌驾于生死之上。科恩以一次次灵魂吟唱，抚慰战火中的苦难，为深陷恐惧、麻木的人们带去希望与温情。他自己也找到了精神的依归。

在《Bird on the wire》里，科恩唱道：I have tried in my way to be free。这句歌词的意思是“我试着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自由”。人在年少时代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打动，可中年时再被击中，则未必只有激昂亢奋，或许多了几分沉湎，或许略有不甘。

生活在当下，即使是不为物质所忧的人，也难逃时代洪流的裹挟，过多且过度的焦虑可以动摇一切以梦想为名的东西。所以身边总有文青羡慕科恩，羡慕他写诗能写成大诗人，写小说能成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作家，出唱片能拿格莱美终身成就奖，还能写剧本，能从年轻时代一直玩到80岁，能把自己活成一个传奇。

可是，每个传奇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自由，他与你的区别，也许只是坚持和淡漠——对自己的坚持，对喧嚣的淡漠。科恩曾说，“如果你坚持得够久，你的时代必会到来”。不要将这个“时代”理解为名利场上的声誉地位，它只关乎内心对自己的认可，与其他无关。

只有追求对自身的认可，才会勉力坚持，才会有“我是个小作家，一辈子经营着那么一点点东西；可为了这一点点东西，我用尽了我所有的力量。我还将继续支撑下去，直到我撑不动为止”的总结。但切勿以为科恩只有这种极度内敛的自谦，他同样为自己而自豪。别的不说，仅仅是那句“我何其幸运，一生不曾被迫写过不愿写的东西，一个字都没有”，就让写作者们欣羡不已。74岁那年，他被迫重返舞台，愈发沧桑，但他仍告诉疯狂的观众：“我上次在这里，是14或15年前，当时我年近六旬，还是个怀揣疯狂梦想的孩子。”这赤子之心，同样让人欣羡。

鲍勃·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，便有许多人提到当时正以82岁高龄推出新专辑的莱昂纳德·科恩，认为同样兼具歌手与诗人身份的他，亦有可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。但很少有人想过，科恩是否需要诺贝尔文学奖。

一生都与时代“对着干”

虽然鲍勃·迪伦曾说“如果我必须当一分钟其他人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科恩”，可没有人能变成科恩，因为很难有人终其一生都与时代“对着干”，却又有着不会因为“逆潮流”而受挫的好运气，也很难有人像他这样任性肆意却能洞悉人性，并激发出自己的天赋。

出身于富商家庭的科恩，少年丧父，生活无忧又无人管教。大学时代，他更是继承了一笔家族遗产，随即沉湎于女色、药物，并赴欧旅行，落脚于希腊，与一个女人及她的儿子一起生活。在之后的7年时间里，他写下了两本诗集和两部小说。但他对这种生活并不满意，他说：“当你写一本小说的时候，总是希望一些东西包围着你。你的生活中需要一个女人，充满了美酒佳肴，而且最好还有孩子们，以及一个干净整洁的地方。而我已经拥有了这些，然后，我决定成为一个唱作人。”

于是，科恩离开宁静生活，来到美国，开启音乐生涯。出道较晚，甚至刚出道就被人嫌弃“太老”的他，创作生命远比同时代的其他歌手持久。当比他小1岁的猫王早已离去，当比他小7岁的鲍勃·迪伦不复当年之勇时，他仍在写诗、写歌。

在昔日的嬉皮时代，“穿着西装出生”的他显得严肃，在20世纪80年代的朋克浪潮中，他以忧郁展示自己的另类。不管哪一个时代，不管如何喧嚣，不管周遭巨星如何炫技如何叛逆如何挥霍才华如何似烈酒般炽热，他始终低吟浅唱，用低音诠释自己的所有感受。

永远与潮流相悖的他，即使在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，仍将自身世界的门窗紧闭，无视大时代与个体意识的冲突。即使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政治题材，他当时也未曾触碰，这使得他简直不像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歌手。但是，他仍能以那迷人的低音，那反复吟唱的精神世界，屡屡击中人们的内心。

小说也弥漫着肆意情绪

最初，他选择写作，他说自己“想做被漂亮女人爱着的作家”。后来，他在希腊的小岛上沉浸于写作，他说：“我的内心怀揣着一段不公的经历，我的脸庞高贵得看不出复仇的痕迹。我行走在夜间潮湿的林荫道上，被无数的观众同情……有两三个美丽的女人爱我，却永远得不到我。”

与这些肆意的小心思一样，科恩的小说也弥漫着肆意情绪。1963年的《至爱游戏》是自传体小说，1966年的《美丽失败者》则以后现代方式呈现。两者都结构松散，是典型的散文体小说。有人据此认为他更擅长写诗，实情似乎也确实如此。但这并不妨碍《至爱游戏》和《美丽失败者》成为审视青春的镜子。在《至爱游戏》里，主人公布里弗曼就是科恩自己的化身，同样出生在大萧条时代的加拿大犹太富商家庭，同样有着被穷困同龄人排斥的童年，同样有着写诗、写歌乃至放浪形骸的青春期，同样有着一个接一个的女友。同样蔑视这个社会，以及其衍生的种种道德与秩序。

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，《至爱游戏》无法绕过“在路上”的意象。但科恩写得激情澎湃，却又隐含宿命的哀伤与无助——“布里弗曼想象着从空中看着他俩开的这辆车，如同一只小弹丸疾驶过大地表面，像彗星一样自由，也许同样注定了要消亡……用这样的速度开车，他们不受任何束缚，他们可以尝试一切的可能……他们的速度里有一种蔑视”。

布里弗曼，也就是科恩自己，曾这样向自己提议：“设想你的余生都将如同这一刻一样，在这辆车里朝着遍布灌木丛的乡村疾驰，在列着一排白色导杆的路上，以80英里的速度经过每根导杆，听着自动点唱机里的音乐，就在这一片云层和星空之下，你此刻的思绪被记忆的横切面充斥——你将如何选择？是选择再来个五十多年这样的开车游荡，还是五十多年的成功与失败？”

“但它穿透了我的心”

科恩在选择时从未犹豫过，哪怕他同样有着痛苦和无奈。这世界上当然有这样一种人，心中跳动着一团火焰，能够点亮自己的生命，并惠及他人，就像那首传世之作《Hallelujah（哈利路亚）》那样。

50年前在以色列的巡演同样是点亮自己并惠及他人的经历。一直以来，科恩几乎从未提及这段经历。但在那几周里，他写下一份珍贵手稿，留下战火中他的真实心理。以色列作家马蒂·弗里德曼几经波折获得了这份手稿和科恩在战争前后使用的笔记，以《焚身以火：第四次中东战争与莱昂纳德·科恩的救赎》一书还原了他的这段人生，也再现了这场战争。

一位听着科恩唱歌的以色列前线士兵曾说：“这些旋律很熟悉。我们什么歌词都听不懂，但它穿透了我的心。”他是幸运的，在战火纷飞时，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声音相遇。

马蒂·弗里德曼在书中铺陈了那场战争的背景——

“在戈兰高地那绝望的几天后，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核心地区——高地之下的加利利已经没剩多少以色列军队了。在本书关注重点之一的南方前线，埃及军队占领了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以色列前哨站，开进了西奈半岛，打退了守军急切而混乱的反击。以色列的空军本可以打赢这场战争，但是飞机被苏联的新导弹严重损毁。没过几天，据说国防部长、独眼战争英雄摩西·达扬绝望地说：‘第三圣殿已处于危险之中。’第三圣殿是指以色列。以色列通过极大的努力，以超过2600人死亡为代价，才扭转了战局，在月底前取得了一场胜利，但这场胜利更像是失败。

战争结束之时，以色列的领袖和将军，即开国一代的大人物们，全都名声扫地。这个国家变得没那么自信也没那么团结，开始更多地自我反思——战后的以色列在许多方面都变得大不一样了。数百部笔调沉痛的回忆录和批判性的历史著作指出了国家的错误。它们在战后陆续出版，持续至今。25年后，当我在以色列的步兵部队服役时，训练内容包括模拟与穿过沙漠入侵的敌方坦克纵队进行战斗。这种模拟与20世纪90年代末实际发生的战争没什么关系，那显然是赎罪日战争的场景，是一场军队仍在心中进行着的战争。”

从此之后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古老的斋戒日和黑暗的战争周年纪念日紧密交织在一起，再也无法分开。而莱昂纳德·科恩的命运也随之改变，他“原本在很多人眼里是个诗人，写香烟、性，还有人类那平静的绝望。他在犹太社群内长大，但他只把这个社群当作承载空洞仪式的容器。他鄙视暴力，对国家不屑一顾。然而他不仅使自己成为这场以色列战争的一部分，也让自己成了犹太历中最庄严一日的一部分”。

音乐起码埋下了一颗种子

对于科恩在后来的人生中几乎从未提及过这段经历，马蒂·弗里德曼感到非常奇怪，因为他在研究中逐渐发现，科恩对战争的理解是何等深刻，他出现在战场上对于当时见到他的人来说又是何等重要。

唯一的解释是，“科恩关心的并非历史本身，而是灵魂。也许他觉得，与真实事件的联系会使他的创作沦为纯粹的新闻作品……在这段经历之中，战争仅仅是火焰。他不是来解释火里有多少根木柴，烧得有多热，或者他自己站得离火有多近的。火焰产生了些美丽的灰烬，这便已经足够了”。

马蒂·弗里德曼写道：“伟大的摇滚乐巡演往往都遵循同样的套路：奉承、放纵、骚乱、崩溃、音乐救赎。但这次巡演是不同的，它独树一帜。比如说，歌手和演出环境之间的联系很独特：科恩，在蒙特利尔的犹太教堂长大的孩子、在希伯来圣经的语言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、一位学识渊博的拉比的外孙，正在西奈山周边的荒野上演奏。”

科恩将以色列视为自己的“神话之家”，来到此地似乎让他反复思考“我是谁”“我亏欠他人（比如在希腊小岛上带着孩子等待他的女人、他的家人、犹太人）什么”这些问题。他所说的“神话之家”意义不明，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。但有一点很清楚，他来到此地并非只是为了来赶另一场演出。

人们都很想知道，当科恩站在沙漠中的舞台上，面对那些面临死亡的人时，他心中在想些什么。一个从和平世界来到战场的人，难免会有迟疑与无所适从，甚至会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用。科恩或许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感觉也在改变，“一天天过去，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士兵，一定已经感觉到他的艺术正在发挥作用”。那些在灾难中的人们，需要科恩的歌曲。

科恩自己也曾强调面对灾难时的“希伯来传统”，也就是“坐在灾难旁边痛哭流涕。在我看来，悲痛似乎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不回避灾难，而是投身进去”。

他厌恶战争，希望以歌声治愈人们的创伤。虽然书中提到，士兵们当时并没有明显触动，依然在杀戮的麻木中沉沦，但音乐起码埋下了一颗种子，并在战后帮助心灵的回归。科恩的音乐也影响了以色列的音乐乃至人文观念，从此远离宏大叙事。

而最重要的是，“让此次巡演变得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听众。他（科恩）站在人群前，发现对这些人来说，这些主题并非飘浮在宿舍空气中的抽象概念。他们知道，演唱会结束后还有死亡在等待着他们。科恩为他们演奏，知道他的音乐可能是这些人最后所听到的东西”。

正如马蒂·弗里德曼所言，“有时，艺术家遭遇某件事时所擦出的火花，会比艺术家自身和事件本身都要夺目得多。艺术不仅纪念了启发它的事物，也在所有惨无人道的事件面前确证了人类的创造力”。

科恩就是这样，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面对着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人们，他以自己的方式触及他们的内心深处。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，但他的确做到了。